在這一進程中，快速發展的新能源產業最需要的，仍是來自社會對光伏在未來能源領域競爭力增強的信心和共識。近日，陽光電源董事長曹仁賢在接受專訪時如上表示。
提高可再生能源規劃比例
記者：您作為新能源產業發展的親歷者和參與者，對當前的新能源行業有哪些最新的發展建議?
曹仁賢：新能源的發展確實在最近十年取得了有小到大的發展，在我國“十一五”“十二五”能源規劃，未能預測到能源行業變革速度和創新力度，實際發展大大超出規劃。因此加大能源規劃力度，做切合實際、富有遠見、深刻洞察國際能源趨勢以及發達國家能源態勢的規劃，進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規劃比例，并要注意到規劃滯后帶來的一系列問題，包括與實際發展不匹配、土地稅收政策不匹配、補貼滯后、電網建設等。
《可再生能源發展“十三五”規劃》明確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裝機目標為6.8億千瓦，截至2017年底，水電和光伏已提前完成規劃目標。因此將6.8億千瓦的目標調整為9億千瓦可能更為合理。另外，我國提出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%、2030年達到20%的中長期目標，到2030年清潔能源占比應增至25%。
以分布式光伏、分散式風電為例，這些方式是未來新能源應用的最佳途徑，需要政策持續支持。對這些剛起步不久的新能源商業模式、應用模式，不納入規模指標管理，不要因為發展中的小問題而限制其發展，因為還遠未到限制的時候。
記者：您提到屆時新能源成本將極大降低，但就目前來看，中國光伏成本尤其是非技術成本并不低，這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嗎?
曹仁賢：目前，光伏系統的設備工程成本為4500元/kW，各類土地相關稅費、融資成本折合約2500元/kW，即非技術成本占總投資成本高達35%，這是我國光伏度電成本遠高于全球主要光伏應用國家的根本原因。
特別是融資成本，按照融資利率為基準利率計算，融資產生的成本為光伏上網電價平均增加約0.11元/kWh。其實，國家完全有可能給予可再生能源項目特殊政策，這些項目融資的錢不是用來做杠桿、做理財，而是直接投入到基礎能源的民生項目，因此，在剛剛結束的全國“兩會”上，我提出了“關于實施綠色信貸，降低可再生能源項目融資成本的建議”，呼吁加強綠色信貸，一是定向降低可再生能源項目的融資利率，二是提高綠色信貸在可再生能源項目中的投放額度。
針對融資成本、稅收、土地、電網接入等問題，我們需要一是自身努力，盡可能降低技術性成本;二是呼呼溝通相關部門，解決如企業增值稅免征、減少土地使用稅等問題。同時，建議盡快計征化石能源燃燒帶來的環境成本。
將二氧化碳列為污染物
記者：您提到解決環境問題的核心是減少化石燃燒，但60%的化石能源占比降低非一朝一夕。
曹仁賢：化石能源燃燒是霧霾最主要的成因?，F在國家提出工商業電價平均降低10%，個人覺得應將電費下調的空間留給環保事業，企業要為國家社會考慮環境問題，盡快補足環境課，改善生態。
目前，我國在煤炭、石油等資源的開采、燃燒環節分別開展了資源稅、環境保護稅的征收工作，但稅收計征強度偏低，沒有充分反應它們作為不可再生資源的成本，隨之帶來這類資源的過度開采燃燒、資源浪費等問題。
另外，2018年1月開始實施的環境保護稅法也沒有把二氧化碳列為應稅污染物，相較于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等，二氧化碳排放一直沒得到有效控制，我國每年碳排放超過100億噸，占全球總排放的30%。
現在很多發電企業標榜近零排放、超低排放，卻將最大的排放物二氧化碳忽略不計(燃燒1噸標煤產生2.7噸左右CO2)，這是對排放的一種概念偷換。因此，我還建議將二氧化碳列為污染物予以管理，并適時開征碳稅或納入環保稅征收范圍，提高二氧化碳排放成本，控制排放總量。
加大電價附加征收力度
記者：您前邊提到盡快計征化石能源燃燒帶來的環境成本，誰來承擔?是自愿選擇還是由國家強制?
曹仁賢：誰來承擔環境成本，我覺得要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不變，由消費者承擔。我們所有人都要逐步樹立正確的消費觀——化石能源非常珍貴，并非取之不盡，全社會都應節約能源、克制使用化石能源。
消費者承擔能源環境成本，不能靠自愿，需要國家采取稅收形式，比如電費里應該有碳稅、環境稅，先征收煤炭企業、發電企業、用電企業，最終到消費者。電力作為一種商品，必然要體現其綜合成本。
記者：去年國家一次性下發未來4年光伏發展指標，整體來看，光伏發展趨于穩定，您如何看2020年后光伏發展的空間?
曹仁賢：2020年之后光伏發展會更快，隨著光伏平價時代來臨、電網靈活性提升以及儲能技術的進步，光伏發展將趨快?，F階段，光伏發展趨于穩定，主要是因為補貼困難。
今年“兩會”，我還帶來一個建議，就是調整提高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的征收標準，由目前的1.9分/kWh提高至3分/kWh，后期平價上網，再適時降低征收標準，直至取消?，F在因為補貼不到位，產業鏈叫苦連天，光伏企業間的經濟糾紛、三角債普遍，我們也深受其害。
